贵州铜仁的凤凰机场原名大兴机场，始建于1958年，一度因没人送也没货拉短暂停运。2009年10月，铜仁大兴机场改名铜仁凤凰机场，原因有两个，一是机场一半左右的面积位于隔壁湖南的凤凰县境内，二是机场由湖南和贵州共同进行了第二次扩建，成为中国首座跨地区的机场。
贵州当地多山，在此筑桥修路是基建狂魔的雅思考试，著名的荔波机场就位于贵州荔波县东侧山头，海拔800米，视觉效果极其震撼。
除了令人望而生畏的超级工程，“再穷不能穷教育”的朴素理念在这个西南省份体现的淋漓尽致。中学、小学和幼儿园跟随群山蔓延，覆盖了大部分的村落。
尽管许多学校坐落崇山峻岭中的村落，但和大部分人想象的不同，山村里的学校并不落后，反而相当现代化。
松桃县的上寨村，距离县城近一小时的车程，当地的寨英上寨幼儿园建在小学里，援建的教学楼陈旧但不失精致，毗邻茅台捐助的小学食堂。幼儿园的师资力量和课程设置都保持了较高的水准，幼儿园的孩子从体育手工到养花种草无所不学。
出于对师资稳定性的考虑，当地的教师岗位编制有时会倾向本地户籍，当年走出大山的老师，也会感叹于家乡的进步。
得益于财政体系多年义无反顾的投入，几乎每一个行政村都完成了义务教育的就近入学。即便是义务教育之外的学前教育，也完全参照教育部的规定设立，与一线城市的公立幼儿园别无二致。
只不过，大部分人下意识的对比对象并非一线城市，而是自己的童年，由此引发的感官冲击极为强烈。“偏远”赋予这些山村幼儿园的更多在校园之外，在贵州山区，孩子的课余生活没有动物园和博物馆，只有农田和群山。
松桃县的乡村幼儿园浓缩了广袤中国腹地大多数学前教育的现状， “基础”的部分早已夯实，但“增量”的缺失尚待填补。财政体系力有未逮的地方，一些变化在细枝末节孕育，它的体现有时是一座小小的操场。
1064座乡村儿童操场，代替了原本的沙石或水泥操场，当地的幼儿园得以开展多种多样的体育和娱乐活动。贵州是这个公益项目的起点，时至今日，全省能满足公益项目标准的幼儿园，都建成了蓝黄相间的操场。
山村中很多孩子的父母长期外出务工，有的孩子因为缺乏安全感，性格内向腼腆。最典型的场景是明知道答案，却不敢在老师提问时举手。操场带来的最大的变化是集体游戏得以运转，互动课办起来了，过去孩子们身上的腼腆正在逐渐褪去。
类似的操场在全国已达到2068座，分布在1476个乡镇。这项公益计划已经累计了108万家公益商家和82.2万名爱心网友。
这个公益计划最初由美团和壹基金共同发起，带动公益商家和爱心网友一起，为乡村儿童捐建多功能操场、配套体育游戏器材和教师主题培训。
美团和壹基金是操场的设计者，每一座乡村儿童操场都由上千块地板拼接而成。一方面，拼接地板的防滑和渗水性更好，相对水泥地面更安全，维护成本相对低。另一方面，每一块地板都是整个公益项目的最小运作单元。
一些商家会直接捐赠整座操场，但绝大部分操场来自无数笔订单背后的商家和顾客。
在美团的公益商家里，有一位名叫马建的新疆人，1996年出生，2010年辍学，2014年凭实力把父母经营的烧烤店干倒闭了。后来，马建去阿勒泰布尔津县的一家餐馆打工，老板负责炒菜，他负责除了炒菜的其他工作。
2019年，马建重新创业，在阿勒泰的福海县开了自己的新店，主营当地特色冷水鱼。马建负责烤肉，妻子负责炒菜。
他们往往家境平凡、收入普通，不太懂连锁经营与长期资金市场，怀揣着承袭自父辈的一些“人生道理”，比如做生意要讲诚信，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弱者。2020年4月，马建加入了美团的乡村儿童操场项目，参与捐建了38座操场。
和筑桥修路这样的超级工程不同，每座乡村儿童操场的造价“仅有”十万元左右，并且星罗棋布的分散在上千个乡村幼儿园。一座横贯山隘的大桥能够最终靠“点对点”的援助拔地而起，但对零星分布的操场来说，如何管理好每一笔善款的流向，就是一个棘手的难题。
因此，在公益项目启动的同时，美团就开发了一套善款追踪系统，捐赠人可以在美团后台追踪捐赠的每一块拼接地板，甚至定位到它究竟在哪座操场的第几行和第几列。用互联网黑话说，就是把颗粒度对齐了。
今天，遍布全国的所有操场旁，都矗立着一个带有二维码的标识牌。现场扫码，捐赠者的名字一目了然。
有了清晰的追溯链条和融入生活的公益行为，乡村儿童操场项目可以动员起相对微弱、但也最广大的商家，让一座座操场顺利落成。
过去，大部分的公益项目，往往是灾难之下一次集中式的运动，来解决眼下的、当前的问题。
乡村儿童操场的变化在于，它将以“万”计的捐赠总额拆解成了无数笔20元的拼接地板，融入了美团上每天产生的交易订单。消费者在点外卖、买团购、住酒店的同时，就可以和商家一起完成公益。在美团的公益商家档案里，每一笔捐赠和捐建都会清晰的记录在案。
时至今日，这项公益计划已经累计了108万家公益商家和82.2万名爱心网友。有了清晰的追溯链条和伴随订单实现的捐赠，聚沙成塔得以实现。它的核心在于可以让公益变成一种时刻运转的体系，而不是灾难之下点对点援助的一次性行为。
公益事业在过去那种宏大叙事之外，出现了一股静水流深的力量，汇聚了更多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力量，也成为了日常生活本身。
闽菜餐厅老福洲在2022年1月加入美团乡村儿童操场公益计划，作为美团公益商家，老福洲设置了每笔订单1元的捐赠额。两年时间里，老福洲累计捐赠超过34万元，变成了1万多块拼接板，出现在619座操场里。
“Mr.JUDY洗个头发”的创始人王健霖出身牡丹江旁的小山村，从洗头小哥做到公司合伙人，他90%的员工都来自乡村。公司累计捐赠超20万元，在贵州、云南独立捐建了两座操场。他曾表述自己参与公益项目的初衷：
2000多座操场的捐赠者里，虽然不乏西贝和蜜雪冰城这样的连锁餐饮巨头，但绝大部分商家并非富商巨贾，他们是经营规模极其有限的个体工商户或小老板，既没能力，也没有精力独立运作一个公益项目。
大部分公益项目呈现出的面貌是一掷千金的豪迈和催人泪下的仪式，但实际上，几经审计的运行月报和繁琐复杂的统计报表才是公益项目的日常。公益并非简简单单的“捐钱”，而是一个缜密、繁复、时刻经受审视与拷问的系统。
另一方面，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面对动辄以万甚至百万为单位的公益项目，会自然而然的自己只能为天文数字的捐赠金额摇旗呐喊，亲力亲为却力有未逮。
任何公益项目最终都需要社会化力量的参与，许多项目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就在于，如何最大限度的降低公益参与的门槛，使其囊括更广大的群体。
宾夕法尼亚大学曾经做过一个关于慈善事业的实验[1]，研究人员发给每一个学生5美元，再给他们看一份传单，然后让学生个人选择从5美元里拿出多少钱捐助出去。学生会被分成两组，收到两个不同的传单。
最终，拿到第一份传单的学生平均每人捐了1.16美元，拿到第二份传单的学生平均每人捐了2.83美元。
互联网其实赋予了“第二份传单”一种可行性，大部分真实的生活与处境从统计学样本中抽离出来，呈现在另一些普通人面前。乡村儿童操场公益计划的改变在于，它用完善的追踪系统和融入产品交互的设计，实现了“第二份传单”的理想愿景。
2022年5月，西贝和美团在日喀则定日县完小幼儿园捐建了第一座乡村儿童操场，操场的建设费用来自283家门店和659位消费者。“青年之履”青年旅舍在2019年加入公益计划，每笔订单捐赠1元，目前参与捐建了377座操场。肥肥虾庄创始人柴标和张艳丽夫妇，已经参与捐建633座操场。
得益于可以长期运转的公益体系，无论是连锁餐饮的超级巨头，还是利润微薄的个体工商户，都能参与到公益事业中。他们大多也是这一个国家最普通的个体，美团不仅链接了他们的衣食住行，也连接了他们的爱心。
就像美团乡村儿童操场的品牌主张“爱在那里被看见”所描述的那样，它的全部构思与实践的内涵也都藏在这句话里：让普通人看见普通人，让普通人帮助普通人。
组成这个行业的核心力量不是神秘的大型机构，而是无数中小公益组织和普通人。
谈及公益事业时，人们也常常习惯性的将其与自然灾害或重大公共议题绑定。但实际上，公益的内涵远远不止于此。
大多数公益项目解决的并非深刻的时代命题，而是藏匿在日常生活中的瑕疵和阴影：
山区女孩的卫生巾，独居老人的助听器，罕见病患者的救命药，农村家庭的法律援助，它们与这个时代的宏大叙事无关，但它们的意义都举足轻重。
伴随项目的运行，乡村儿童操场正在向更加遥远的边陲腹地延伸。2021年，张丽平在一次会议上从美团高管口中得知了美团乡村儿童操场的项目。
在这之前，攀登珠峰凝结了张丽平对世界屋脊全部的想象，她第一次得知，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还有许多孩子向往着远方。目前，西贝在西藏捐赠了11座操场。
相比贵州，西藏的自然条件更加恶劣，按照当地一些干部的说法，有的孩子离学校太远，如果家里没有车，意味着孩子上学要在高原上往返两个小时。
偏远的另一层含义是可能性被隔绝。在日喀则下辖的卡堆乡，折返一圈的距离都不必搬出“公里”来度量，因此，卡堆乡至今都没有一盏红绿灯。
当地老师会在课堂上用自制的贴画，告诉孩子“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停一停”。后来，美团改进了操场的设计，单独划出了一块区域，模拟了机动车道、斑马线万名乡村儿童里，很多孩子在操场上学会他们难以理解的交通规则。
乡村儿童操场当然不能完全解决那些显而易见的落差，但它可以让大部分孩子变得更活泼和开朗，把他们的起跑线向前划一点。
更现实的语境中，乡村儿童操场用不高的投入换来了一个可以低成本维护且使用多年的设施，有效的填充了财政体系力所不能及的一些细节与角落。
当大部分舆论和公益都把目光投向基本保障的完善，它向前前进了一小步，用一种能持续的方式，去探索怎么样才能解决二元结构带来的落差——哪怕只有一点点。
在贵州的山区，陕西的黄土高原，云南的澜沧江畔，操场正在改变一个个处在主流叙事外的渺小个体。
美团乡村儿童操场公益计划执行情况成效评估报告，北京师范大学行为健康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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